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在1978年想到要画这个圈的，距今正好三十年。

　　小平同志是如何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要感谢李光耀。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在年轻时去过新加坡，现在故地重游，他深深地被新加坡的繁荣与发达所震撼。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国要从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需要很多年，但李光耀不同意，李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没有问题。因为怎么说新加坡人都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大陆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李光耀写道：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同样都是华人为主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却比新加坡落后这么多？新加坡的面积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这番谈话一个月后，即1978年12月，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深圳成立，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现在的大都市，2007年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新加坡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发展参照标准，在1979年底的一次中共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如下这番话：

　　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　　　　小平同志的预见此后一一实现，但外国人担心的倒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偿付能力，他们主要担心中国政府会不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改变政策，这种不确定性是极高的成本，足以使多数人放弃投资，幸好小平同志意识到了，于是保证这一政策50年不变。现在有很多人，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挫折，就幻想着回到以前的所谓乌托邦里去，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胡锦涛主席已经指出，启动改革的内因就是以前的路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人类社会的环境一直在迅速变化，而人类针对环境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以前，一直以来，环境对我们来说就是零和的，所以人们总也想不通可以通过合作使得多方受益。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外国人赚我们的钱？便是例证。如果一件事情总也做不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本身就错了，一旦有了正确的认识，那么很快就能把事情做对。抛掉错误认识，接受正确认识，这就是思想解放。

　　三十年之后，我们又一次面临思想大解放。先问个问题，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提高GDP？这是因为改革之初，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有另一种经济模式，也没机会出去看一看，大家都等着政府来负责自己的生老病死，这就只能靠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动经济发展。但是经济本身是一个有机体，一旦起步就能自行运转，需要的只是一个自由的空间。那些先富起来的省市要认识到，本地的GDP很大一部分是由外来务工者贡献出来的，即所谓“打工经济”，他们拿着极低的工资，却创造了极大的财富。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例如，政府是否可以补贴农民工的社保金，农民工存一块钱，政府补贴几毛钱；在信息化的今天，农民工的社保是否可以在地域之间自由流动；根据现有的政策，职工的社保主要是企业和个人负担，政府连年提高的财政收入是否也可以反哺？不可否认，这些事情比起政绩工程来说，是看不见摸不找的，但是老百姓的心里可都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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