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事或朋友，因为没有提拔，或为某事忿忿不平，我会很阿Q地对自己说：“虽一事无成，但我幸运过。”我出身农家，爷爷是地主，父亲是老上中农，母亲是富农，我是当然的“地富子女”。那个年代，这不仅意味着没有前程，还要当然地被打入“另册”，升学、招工、参军、当干部……一切能够稍稍改变命运的机会，都与我无缘。

　　念初中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语文、英语成绩是最好的，数学也在班上名列第二。许多人加入了共青团，直到毕业，班主任郑绪莫老师只能赧颜地跟我说：“继续努力吧！”初中毕业，很多人升入高中，到镇上中学继续深造，我只能回到“广阔天地”里，做一名“地球修理工”。

　　34年后，我尽管仍然只在一个县级机关里做着“中层干部”，但我毕竟曾经拥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一个“另册”里的“地富子女”，已经是十分地幸运了！——这“幸运”的一步，缘于1977年的那次考试。

　　那年10月底，有人说，招生制度改革了，上大学不再靠推荐，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欣喜若狂！千方百计找来相关报纸，读过后，却两眼茫然。大学只招高中生，自己不曾读过高中，只能望“考”兴叹。我再一次被跌落深渊，更加地憎恨那些没能让我读高中的人，也愈加地感叹命运的不公。今生注定要修一辈子地球了。

　　勿一日，郑绪莫老师来到我家，将一张准考证和一些复习资料放在我面前，说：“考吧，已经给你报了名。依你的成绩，一定能考上！”见我不解，郑老师说：“高中生考大学，初中生还可以考中专啊。对于农村孩子，大学、中专都差不多。”握着写有我名字的准考证，望着慈父般的郑老师，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从此，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复习。那时实行集体劳动，请假专事复习近似痴人说梦，时间只能靠一点一滴地挤。我在卧室的两床之间用竹篱笆搭起临时学习台，每晚都在摇曳的柴油灯下学习到深夜。白天我是生产队的柴油机手，那个季节的任务是粉碎猪饲料。机器开起来后，饲养员负责喂料，我便如饥似渴地捧起书本。大庭广众之下复习，恐遭非议，只能躲到饲料垛的空隙里，或是猪圈的一角摊开书本。机器出现故障时，便扔下书本飞一般地奔向机器，仓促中，有时竟把书本扔在了猪粪上……

　　如果说郑老师给了我机会，闫昌贵则把这机会放大了。离开学校三年多，从来不曾翻过书本，也少有机会应用所学。再拾起书本时，三角函数里的Sin、Cos都认不得了。闫昌贵，早我一年高中毕业，大队小学民办教师，我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他也在报考，我向他求教时，他仍然放下自己的复习，一道题一道题地给我演算，一句话一句话地帮我修改……也许，正是因为帮我，他竟然名落孙山。

　　12月10日，考试的日子。考场设在白洋中学，场外有挎枪的民兵，气氛甚为肃穆。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满分各为100分。三场考下来，政治只是瞎猫撞死鼠般地做了一些，数学做到因式分解就再也做不下去了。语文试题有翻译古文《郑人置履》，我开篇即说：“一个姓郑的人要买一双鞋子……”；词语解释“大失所望”，我不知所以；作文《一件难忘的事》，我写了毛主席去世。考试结束，许多人说考得不错，我却真的“大失所望”，除了语文，基本上一塌糊涂。回到家，父母问起，我摇头不语。

　　志愿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填的，记不得了。因为开过拖拉机，正在开着柴油机，国家又提出“八零年实现机械化”，便不加思考地填报了原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学校。

　　填报过志愿，在我意识中，这事就算过去了，好长时间不曾再想起。突然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我本来考上了，上面来政审，大队不同意，没有签字，这学可能真的上不成了。这时，有人放出话来，说这天下还是共产党的，怎么会让一个“地富子女”上大学呢？——除非国民党从台湾打回来了！我想起了大队书记的一句话：生产大队是道“铁门槛”，要想跳出“农门”，先得过了这道“门槛”！面对“门槛”，我一筹莫展，只能仰天长叹！

　　俗话说：好事多磨。我的命运，在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80多岁的外公，已病了很久。那天下午，舅表哥来到我家，说外公不行了，母亲和我便急急地赶往外公家。晚9时许，外公拉着我的手，没说一句话，便去了天国……没来得及擦干泪水，父亲到了，对我说：“回家吧，录取通知书到了，你不签字，邮递员不交给我们。”我挥泪告别外公，箭一般地冲向黑夜。

　　回到家，邮递员已在我的床上睡下。邮递员说：“公社通知我，你的录取通知书，必须直接送交你本人，并由你亲笔签名。对不起，让你摸黑赶了10多里山路。”握着邮递员的手，我的泪又一次奔涌而出……

　　毕业分配时，校方特意告诉我，我是该校当年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总分121分，其中政治11分，语文84分，数学26分。还告诉我，政审时大队同意录取，但没有盖章。大队会计掌管公章，说要坚决抵制“地富子女”上大学。学校经再三研究，最终录取了我。因担心中途受阻，学校专程将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公社，再由公社专派邮递员连夜送到我家。

　　往事如烟。与其说，是学习成绩好、运气好，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如说，是党的政策，是关心着我、支持着我的人，是人间的正义与正气，再造了我的命运。一个人，能力再强，都是渺小的；机会再多，还须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没有郑绪莫老师和闫昌贵们的鼎力相助，没有农机学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没有不知名的邮递员的认真负责……这改变命运的机会，定然与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