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某个秋日的下午，我所在的小学，请来一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华侨作报告。华侨是学校附近某户人家的亲戚，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之所以时隔二十年还能隐隐约约回忆起这件小事，是因为那位华侨给我们看了一件新鲜玩意——计算器，装五号电池那种，像个小号的半导体收音机。轻轻一按，就可以算出很复杂的乘法题，而且据说值四五十块，相当于我们父母一个月的工资，于是我们对计算器充满了向往，幻想自己将来也有一个，同时又觉得这种幻想不太可能实现。

　　计算器、计算机、电脑，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分不清它们有什么区别，觉得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主要功能大概都是做数学题。直到1982年，电脑这神秘的玩意突然给了我们一次震撼。那年中国女排参加世锦赛，小组赛时被美国队3:0击败，毫无还手之力。那时的女排不仅仅是一支运动队，而是中国精神的象征，大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意外”。有媒体说美国女排突然变得如此生猛，是因为她们用电脑分析了中国队的所有战术，甚至每个队员的习惯、身体状况等等，所以每招都能致命。电脑如此厉害，那以后谁还打得过美国队？可是半决赛中，美国女排竟然输给了秘鲁队，中国队最后战胜秘鲁夺冠。对此，大家猜想一定是秘鲁太弱，美国队事先没有用电脑分析她们。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再次战胜美国队夺冠，于是没有人再提神奇的电脑了。

　　到了1986年，我终于接触到了电脑。我们每周有一次电脑课，可以上机。那时，学校电脑房里开着空调，铺着红地毯，老师穿着白大褂。进门之前人人要换拖鞋，老师说电脑怕灰尘。在泛绿的屏幕上编枯燥的英文程序，最后能用一大堆星号，搭积木般拼出“工人”两个大字，该门功课就算及格了。

　　电脑原来如此乏味，小时候对计算器、计算机的憧憬顿时消散了。

　　一晃到了九十年代末，随着街头网吧越来越多，电脑真正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那时我已经开始写稿，有的体育报纸要求文章有时效性，需要发电子邮件。我便请单位打字员帮我在电脑上打出文章，拷进软盘，然后到街头电话亭发电子邮件出去。那时街头有不少可以代发电子邮件的亭子，发一封3元钱，现在回想一下实在是暴利。

　　二十一世纪初，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脑，办公室也配了电脑，生活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来自于眼界的开阔、交际方式的变化和许多潜移默化的因素。

　　三十年间，从粗笨的计算器到精致的手提电脑，时代变迁的轨迹如此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