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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何时了

2017-04-15 07:05:00 散文 0 评论

  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危机已持续四年多,牵涉各方利益,成为中东巨变的“暴风眼”,其形势发展对地区局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与演化
  “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叙利亚受到影响,于2011年3月开始出现反政府示威,随后向全国蔓延。为平息事态,在以军事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包括取消“紧急状态法”、颁布大赦令、承诺开展政治改革等,到6月中旬基本控制了局势。然而叙利亚反对派及其背后势力一心想将巴沙尔赶下台,在国际上形成“倒巴”联盟。美国、欧盟、土耳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相继启动制裁,阿盟甚至终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2011年7月,一批哗变官兵组建“叙利亚自由军”,拉开了内战序幕。不久,“基地”组织也发布宗教敕令,号召追随者前往叙利亚“开展圣战”。
  在外力的支持下,反对派与政府军展开周旋,双方在战场上“胶着”了很久,直到2013年6月政府军占领霍姆斯省的古赛尔镇,危机出现有利于巴沙尔的变化。政府军扭转战局的主因:一是反对派持续分裂,不仅国外反对派(全国联盟)与国内反对派(全国协调机构)存在分歧,叛军内部也时常内讧;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军事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参战;三是俄罗斯强化了“挺巴(沙尔)”立场,加大介入力度。
  正在叙利亚政府军扭转战局之时,2013年8月,大马士革发生致命毒气攻击,反对派指责是政府所为,巴沙尔极力否认,但以美国为首的“倒巴”联盟依此寻求军事打击。俄罗斯提出“叙利亚交出化武、美国停止对叙动武”的建议,危机出现戏剧性变化。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叙利亚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武,要求各方遵守禁止化武组织决定,并与禁止化武组织和联合国合作。决议还首次以安理会名义认可2012年6月日内瓦政治过渡“路线图”,呼吁尽快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危机暂缓,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阴云逐渐消散,这标志着大国较量达成某种微妙平衡,但反政府武装仍占领大片区域,内战导致国家分裂的危机始终存在。
  2014年初,“伊斯兰国”突起,为叙利亚危机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在“伊斯兰国”的冲击下,叙利亚目前已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巴沙尔坚守着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地中海海岸的阿拉维派大本营;“伊斯兰国”控制着通往伊拉克的河流走廊和东北部大片领土;库尔德人控制着土耳其边境附近区域;“叙利亚自由军”和其他反政府武装控制着西北部部分地区。
  进入2015年,随着美国和伊朗关于核心问题谈判的深入延展,叙利亚危机闪现破解迹象。1月29日,俄罗斯邀请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和部分反对派代表举行非正式磋商,并达成莫斯科原则,这是自2011年3月危机爆发以来冲突双方首次就政治解决方案达成的一项原则性文件。对此,美国罕见表示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两派在莫斯科磋商“可能有益”。3月15日,克里表示,美国“最终”必须与叙利亚政府谈判解决危机。此前一天,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也表示,美国“不希望见到巴沙尔现在垮台”。虽然克里的发言人迅即强调美国对叙利亚政策并未改变,但双方关系确因地区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发生了微妙变化。
  美国和俄罗斯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
  正因为如此,叙利亚成为当前中东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和各种势力的“角斗场”。相关各方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在地区层面,伊朗、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结盟,对抗阿拉伯逊尼派国家(以沙特、卡塔尔为首)与土耳其等的联盟;在国际层面,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对抗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
  冷战时期,中东形成美国扶持以色列、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对抗格局。在这种对抗中,叙利亚成为美苏地区争霸的“前线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独霸中东。海湾战争期间,叙利亚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叙美关系大为改善。中东和会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视叙利亚为中东和平不可或缺的一方,另一方面又对其干预黎巴嫩事务十分不满。2002年,美国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2003年将叙利亚升级为“恐怖主义国家”,美叙关系彻底交恶。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机会来临,于是组建国际“倒巴”联盟。2011年,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单方面制裁。2012年,撤离了驻叙利亚大使和外交人员。此后,不断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并加大对反对派的支持。反对派鱼龙混杂,特别是“支持阵线”宣布效忠“基地”组织,美国担心“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政权落入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在动武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接受了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建议,危机处理“软着陆”。
  从俄罗斯方面看,叙利亚在冷战时期是苏联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的战略支点国家,为苏联保持地区影响和势力范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后,两国在军事、经济、商业等领域联系密切。叙利亚的外来军事援助、装备和武器采购主要来自苏联,而苏联的军事顾问、教官常驻叙利亚,对叙利亚与以色列作战提供帮助和支援。1980年,叙利亚和苏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达到顶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被迫从中东战略后退,但仍将叙利亚视为地区重要盟国,双方保持紧密合作。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担忧叙利亚政局生变可能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2011年10月、2012年2月和7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叙利亚制裁决议,俄罗斯与中国一道投了否决票。随着危机加深,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逐渐采取攻势:一是积极倡导召开第二届日内瓦会议,争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动权;二是着手组建常驻地中海舰队,并对叙利亚增加S300防空导弹系统、“红宝石”反舰导弹等援助;三是在“化武危机”时期,向美国发出“勿武力介入”的最强音,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俄罗斯高调支持叙利亚的主因是:第一,叙利亚是俄罗斯阻止美国及北约对其“后院”进行渗透的最后一道堡垒。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步伐一直未停。前加盟共和国或加入北约,或因“颜色革命”而政权更迭,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遭受挤压。叙利亚一旦失手,俄罗斯将面临“兵临城下”的被动局面;第二,俄罗斯国内穆斯林人口众多,主要聚居在北高加索地区。叙利亚局势一旦失控,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向北高加索渗透,“帮助那里的穆斯林自由”,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第三,保卫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该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立足点,也是设在独联体外的唯一海军基地。
  叙利亚危机
  引发地区格局剧烈演变
  叙利亚历经战火蹂躏,国家已遭严重破坏并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叙利亚危机及其衍生的伊拉克内战,直接导致“伊斯兰国”的兴起和蔓延,地区格局在多重危机和内战牵引下呈现结构性变化。
  由于叙利亚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其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地区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伊斯兰国”定都叙利亚达卡,对地区格局造成极大冲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逊尼派穆斯林逐步被边缘化。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部分逊尼派武装成为反巴沙尔政权(什叶派)的中坚力量。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这些在叙利亚内战中得到锻炼的武装人员得以回流,并于2014年初建立了“伊斯兰国”。此后,“伊斯兰国”一路攻城略地并迅速扩张,目前已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继续向西影响至黎巴嫩和土耳其。不同于以往的暴恐组织,“伊斯兰国”已定都叙利亚拉卡,设有议会和内阁,并发行自己的货币,致力于打造一个伊斯兰教法治下的现代国家。尽管国际社会已联手采取措施遏制“伊斯兰国”,美国也于2014年9月组建国际“反IS联盟”,但由于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被排除在外,在不发动地面战争的情况下,国际“反IS联盟”军事行动恐难奏效。
  第二,库尔德独立运动兴起,影响叙利亚局势未来发展。库尔德是中东五大民族之一(其余为阿拉伯、突厥、波斯、犹太),也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人口两千多万,主要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美国扶持下已建立起独立程度较高的自治政府。在与“伊斯兰国”的军事对抗中,又夺取了宗教和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独立趋势十分明显。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是土耳其“库工党”的分支,2011年初叙利亚危机开始后由土耳其越境进入,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团体。2013年11月以来,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掌控着三块飞地――杰济拉、埃夫林、科巴尼,总部设在卡米什利。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巴沙尔政权基本上相安无事,巴沙尔默认库德尔民主联盟实现建立社会秩序的机会,库尔德民主联盟则不再攻击叙军阵地。
  地区格局极有可能
  重新排列组合
  西亚北非地区动荡波及叙利亚,性质已悄然生变,即从最初的要民主、要复兴、要自强的民族诉求,蜕变为如今的教派之争、地区控制权和战略利益争夺。在变局冲刷下,地区格局在解体中重构,原本受两极和单极体制掩盖或压制的一些特征得以释放并发展。
  第一,以民族为核心的“地区多极化”渐趋明朗。在中东五大民族中,以色列始终是地区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不管其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沙特在变局中积极扩张影响,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伊朗趁全球反恐之机顺势“坐大”,成为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此外,中东变局为解决库尔德问题带来契机,库尔德崛起成为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虽然建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仍属“乌托邦”,但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库尔德人将在未来中东格局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中东地区战略重心呈现“东移”态势。中东从地缘角度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次区域:一是东部以海湾为中心的区域,二是西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二战”后,由于受阿以冲突的影响,“黎凡特”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海湾战争后,美国实施“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外交政策,中东地区的东、西两个次区域趋向平衡。伊拉克战争,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日渐突出后,海湾地区的重要性上升,地缘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共和制国家群体性失守,“王国俱乐部”顺势提升地区影响,中东战略重心“东移”至海湾地区。
  第三,中东地区呈现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集团对峙局面。沙特不仅拥有大量石油美元,还是瓦哈比、萨拉菲等极端伊斯兰思潮的“大本营”;伊朗利用什叶派在中东、中亚全方位渗透,执意开发核技术,除“自保”外更为“自强”,两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形成对撞。“什叶派新月地带”使教派冲突和阿拉伯―波斯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联盟”对抗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轴心”,其本质是争夺伊斯兰教主和地区霸权。
  第四,动荡中东“碎片化”趋势更加明显。中东历史上没有明确的“国家”界限,社会的组织构成基于种族、部族等血亲关系,将其黏合在一起的是宗教或强权。每当内乱爆发,靠外力拼凑起来的“国家”极易走向分崩离析。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国家的“分而治之”是中东不断分裂的历史根源。英法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于“一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美苏于冷战期间争霸中东。海湾战争后,美取得地区主导权,其中东政策的核心也是“分而治之”。其次,多个国家内战不止是中东再次分裂的现实原因。叙利亚、伊拉克经历多年内战,已形成事实上的分裂。2015年,利比亚、也门亦陷入内乱。目前,“伊斯兰国”已将中东数个战场连成一片,地区格局极有可能在其强大的冲击下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最后,分属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库尔德人将加快独立建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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