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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2017-04-15 17:39:06 散文 0 评论

2011年5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May 2011

第3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3.

中东地缘政治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汪 波

摘 要:作为中东地区两个主要大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长期以来因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

治影响、少数民族动乱、政治模式差异等一系列因素,处于一种结构性矛盾之中。近年来,随着中东地

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其自身内部政治变革、经济困境和政治伊斯兰思潮等因素的作用,两国关系

出现了明显改善。土伊关系的改善对于平衡美国势力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

积极作用。但由于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依然取决于该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

关 键 词:土耳其—伊朗关系;经贸合作;政治伊斯兰;库尔德问题

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3-0003-08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2009JJD810009)、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08JZDO039)的阶

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及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资助。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区域结构性敌对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双方在系统和次系统层面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在此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土耳其和伊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不平静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努力克服敌意和不失时机建立合作的倾向。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30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1979~1988年之间的经贸往来扩大,1988~ 2002年之间的敌意和冲突加强,再到2002年至今的全面政治和解与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长期来说充满敌意,但在某些国内外因素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有可能进行和解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一、土伊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自从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要因素就决定着土耳其和伊朗关系发展的轨迹,并构成了两者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两者结构性矛盾的要素中,首先是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东部相邻的两个大国,两国都拥有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作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它们在地缘关系上和中亚以及高加索地区相连,是欧洲进入中亚和高加索的门户。相比之下,两者的地理位置各有优点。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它在能源方面控制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波斯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在宗教上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穆斯林中的什叶派施加影响。而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则更具国际战略价值,不仅其东部边界连接着古往今来穿越亚洲和欧洲的陆上商贸途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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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占据着连接里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和地中海等五个与贸易和能源运输密切相关的

[1]海上通道。 这种地理位置构成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成为土耳其和伊朗为了争夺对中东和中亚地

区的控制和影响而发生冲突的根源。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第二个要素,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少数民族问题。从人口构成方式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多种族国家,而且都因其国内少数民族的不安分情绪问题而困扰。在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人,估计占人口25%。从种族属性来说,阿塞拜疆语属突厥语系,与土耳其关系密切。从18~20世纪初,伊朗一直被同样属于突厥人的土库曼人的恺加王朝所统治。20世纪后,波斯人虽然在伊朗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对其境内突厥民族中的泛土耳其主义(Pan-Turkism)倾向依然极为敏感,特别是对其北方地区阿塞拜疆少数民族潜在的民族统一主义深感忧虑。因此,20世纪初当青年土耳其运动对周围国家大肆宣扬泛土耳其主义的时候,曾造成伊朗与土耳其的严重冲突。而土耳其人口中,15%是库尔德人。对土而言,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库尔德人已经成为土耳其境内麻烦最大的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治和独立,库尔德人在20世纪二十、三十和八十年代曾多次反抗中央政府。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主要是库尔德工人党。由于在土耳其遭到政府的镇压,这个政党的成员很多都流落在伊拉克和伊朗。多年来,伊朗政府一直默许甚至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从其领土上对土耳其发动攻击,因而成为两国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不仅如此,土耳其还指责伊朗曾协助其境内的亚美尼亚少数民族反抗政府。另外,土耳其对于伊朗在宗教上对其境内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什叶派、阿拉维(Alevi)以及基其勒巴什(Qizilibash)等教派的影响也非常担心。

两国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第三个要素,是教派方面的分歧。早在土耳其前身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前身的萨非(Safavid)帝国时期,两国就分别是伊斯兰两大主要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领袖。此后,从16~20世纪,代表逊尼派的奥斯曼王朝一直都在和代表什叶派的萨非王朝与卡贾尔王朝(Qajars)争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权。这种对穆斯林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也就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决定性的冲突因素。16世纪后,这种争夺曾导致双方之间一系列外交竞争和军事冲突。151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曾在战争中打败了萨非王朝。20世纪以后,宣扬逊尼派意识形态的泛土耳其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伊朗人来说至今依然像是一场恶梦。当时,青年土耳其

[2]126-146 党(Young Turks)发起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甚至在伊朗国内的精英阶层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同时,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 Hamid I)还竭尽全力鼓动伊朗的什叶派教士发动圣战来推翻伊朗君主政权,并试图把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起来并置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这种企图虽然由于伊朗统治者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但伊斯兰两大教派争夺穆斯林世界领导权的情结依然包含在两国的文化传统之中。

两国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第四个要素,是20世纪后期土耳其和伊朗分别发展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两国在政权体制上的不同选择,也成为双方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根源。当伊朗和土耳其分别在1905和1908年进行宪法革命后,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新的政治体制的选择。当时,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凯末尔(Kemal Atatiirk)曾试图说服巴列维王朝放弃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未能取得成功。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后但又建立了一种神权制度。为此,伊朗断绝了与西方世界以及北约的关系,也加剧了与土耳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土耳其世俗政府担心伊朗革命者要把伊斯兰革命倡导的神权政治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伊朗则指责土耳其收留从伊朗逃亡的反对伊斯兰革命的难民。这些难民的人数大约为60万~100万,其中主要是反对伊朗宗教政权的圣战士组织(Mujahedin-elKTialq)和其他政治组织,还有支持巴列维国王的武装团体。在双方政治模式冲突中,土耳其称自己是穆斯林世界中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典范,而伊朗则自我标榜为伊斯兰主义的表率。

最后,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第五个要素还涉及到边界纠纷问题,这也是引起两国冲突的一个历史根源。两国边界确定的依据,从很大程度来说主要是根据1639年奥斯曼帝国和萨4

非王朝签订的《昆希—西林条约》(Tearty of Qasr-i Shirin)。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之间虽然没有因为边界问题而发生重大战争,但1639年以来,两国因边界纠纷也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20世纪以后,两国的少数民族常常利用边界的一些不确定地区进行反政府活动,从而加剧了边界问题引起的纠纷。1930年土耳其东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在阿勒(Argi)发动起义反抗政府时,土耳其曾向伊朗抗议这些反叛者可以自由出入伊朗边界。为此,土耳其和伊朗1931年还签订过一项正式协

[3]1议对边界进行调整,使土耳其更容易维护边界。但即便如此,此后的土耳其工人党依然继续利

用土耳其和伊朗边界的有争议地区,向土耳其发动攻击,并多次造成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和解氛围

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中虽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也会冲淡这种结构性矛盾,促成两国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合作关系。近年来,外部环境虽然有时也会加强双方之间的敌意,但总的趋势还是促使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在历史上,外部环境变化对两国关系也曾产生过类似影响。19世纪初英国和俄国对该地区的渗入,就曾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过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当时,英俄为了争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曾一度卷入这个地区那场所谓“大博弈”(Great Game)的争夺。在两个外部大国势力介入该地区的情况下,土耳其和伊朗都明显感到了自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因此,当英俄帝国势力在这一地区存在期间,土耳其和伊朗都降低了对对方威胁的认识。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和苏联在中东地区争夺影响力而在中东地区组建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时,土耳其和伊朗在美国的影响下也曾捐弃前嫌,共同参加中央条约组织成为其成员国。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美国对伊朗事务过分干预造成的结果。在这场革命后,伊朗不仅彻底改变了其对外关系,而且还希望通过影响周围国家什叶派民众向整个中东地区传播伊斯兰革命。此后,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并彻底断绝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同盟关系。在这种外部环境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不仅大大

[4]2减少了对土耳其威胁的关注,而且对土耳其威胁的认识也几乎完全改变。

在国内外环境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伊朗几乎一夜之间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关键性盟国变成了美国霸权最激烈的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的成员国,而且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还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但在伊朗面临政治和经济孤立以及和伊拉克艰难战争的困境下,两国之间依然尝试建立经济和战略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是土耳其首先表达了愿意和伊朗伊斯兰政权加强联系的意愿。1979年2月14日,就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日”三天之后,土耳其就宣布承认伊朗新政权。伊朗新政府对于土耳其的承认深表欢迎,并宣称伊朗不会因为退出中央条约组织而削弱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对于土耳其来说,迅速承认伊朗新政府有其自身的三点原因:第一,伊朗在巴列维统治时期,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Buvent Ecevit)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巴列维国王政权,因而对新政权持欢迎态度;第二,土耳其决策者担心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国内可能出现内战和瓦解,这不但可能导致苏联干预,而且还会激发土耳其东部边界地区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因而必须加强与伊朗的联系;第三,土耳其认为国力衰弱的伊朗会成为有求于自己的贸易伙伴,而且伊朗的反西方立场也有助于提高土耳其在西方盟国中的地位。

对于伊朗来说,和土耳其建立经贸合作也是其当时生存的迫切需要。1980年9月两伊战争后,伊朗既要面对与伊拉克的战争,又要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因而和土耳其的经济合作变得至关重要。战争期间,伊朗不但需要使用土耳其在黑海和地中海的港口进口战略物资,同时还要从土耳其购买各种日用商品,并且只能以石油和天然气支付。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有利可图,因为和伊朗的贸易不但有助于改善其面临破产的经济,而且还能支持土耳其总理厄扎尔(Turgut Öz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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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进行的自由经济改革。结果,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和土耳其的贸易额超过了2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伊朗向土耳其出售石油,以换取土耳其的商品和技术援助。

两伊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和伊朗关系由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干预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又再度趋于紧张。苏联解体后,伊朗作为极少数敢于挑战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挑战者,处于一种更加困难的境地之中。在政治上,美国不仅在地区事务上对伊朗施加压力,而且还以“土耳其模式”作为穆斯林国家世俗化和现代化的代表,来反对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经济方面,在地区性的天然气和石油项目建设中,伊朗通常被排除在外,而土耳其则得到了大量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用“双

[5]121-133,从而促使伊朗开始疏远土耳其,寻求发展与俄罗重遏制”政策对伊朗和伊拉克施加压力

[6]斯的联系。 另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变化,也给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带来了一些不利影

响。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和伊朗都争相希望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一批新独立国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此,土耳其竭力标榜自己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模式,伊朗则强调自己是把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样板,这无疑也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敌意。

不过,由于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土伊关系也再次改善。对伊朗来说,美国虽然在战争中先后打败了宿敌塔利班和萨达姆,但自己却成为中东地区更为严重的威胁。在土耳其方面,伊拉克战争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严重倒退。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投票反对借道给

[7]47-62 另外,从某种意美国对伊拉克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标志着土耳其与美国军事联盟的破裂。

义上说,伊拉克战争还促使土耳其和伊朗对美国带来的威胁达成了某种共识。在土耳其和伊朗国内,政府和公众都强烈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国家都存在库尔德问题,因此伊朗和土耳其担心美国入侵造成的伊拉克分裂和库尔德斯坦独立可能带来的示范效应。从意识形

[8]169-192 态角度来说,伊斯兰主义对于两国形成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一致立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以后,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失望,促使其开始转回中东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由于塞浦路斯的极力阻挠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在2005年以后几乎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随着土耳其国内较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对外交事务发挥的影响日益加强,特别是埃尔多安总理的前顾问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教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终于开始转向,集中精力发展与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土耳其不仅在各个领域改善了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而且还坚决反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采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2007年以后,土耳其一直支持伊朗的核计划,只是强调应用于和平的目的。同时,土耳其和伊朗的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仅签署了新的能源运输协议,而且还同意在军事上合作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两国之间随着外交关系的升温,其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作为历史上两个长期交恶的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关系近年的大幅度改善的确令国际社会感到意外。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双方以发展经贸合作为标志的关系改善,主要还是因为超级大国“9·11”以后对这个地区的渗透而造成的局势和环境变化。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两国不得不进行合作来反对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对这个地区的渗透。面对美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再加上伊拉克战后重建和库尔德分离主义问题,土耳其和伊朗必须协调立场,联合起来与美国的势力保持平衡。土耳其和伊朗都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肢解伊拉克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在中东地区最为敏感的巴勒斯坦问题上,两国的立场也逐渐接近。伊朗积极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土耳其则努力调解叙利亚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关系。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打击哈马斯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之后,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土耳其还多次批评以色列建立核工厂以及美国对以发展核技术的默许。2010年春,土耳其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对伊朗进行制裁以及和因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队爆发危机之后,中东政治关系中土伊合作、共同挑战美以联盟的现象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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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变化为和解提供的动力

在外部环境压力为土耳其与伊朗紧张关系缓和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变化,也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改善提供了动力。具体地说,土耳其与伊朗两国之间多年政治寒潮的消融,始于土耳其现代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伊斯兰复兴力量的政治家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1996年出任总理之时。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自从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后就一直深受凯末尔倡导的世俗化主义影响以及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因此,土耳其在20世纪的多半时间中有意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疏远,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俗化的欧洲国家。1970年代之后,土耳其国内开始兴起“政治伊斯兰”风潮。这种风潮的出现让土耳其许多政治派别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去伊斯兰化运动并没有将伊斯兰的影响从土耳其社会中全面铲除。事实表明,伊斯兰政治势力依然代表着土耳其巨大的社会力量。而伊斯兰复兴力量的领导者,则是具有浓厚伊斯兰思想的繁荣党(Welfare Party)。该党1980年代在政坛出现后,很快就赢得民心。1996年繁荣党在大选中获胜,与正义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并由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担任总理。新政府对土耳其在北约中居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表示不满,因而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全面复兴伊斯兰文明,清洗欧洲殖民文化,再造土耳其的地区强权。在外交方面,土耳其政府当即着手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另一个大国伊朗的关系,其标志就是埃尔巴坎出任总理当年对伊朗的访问。在这此访问中,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土耳其从伊朗购买价值23亿美元天然气。此后,双方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领域,签署了五项与经济有关的新协议。当时,埃尔巴坎政府甚至试图把合作扩大到军事和防务领域,但因受到土耳其军方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功。

然而,埃尔巴坎执政后实行的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很快就遭到军方及世俗党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1997年5月,议会对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政府通过不信任案,埃尔巴坎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刚刚取得改善的关系也陷入停顿。不久,两国关系因库尔德问题和伊斯兰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恶化。代表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的繁荣党政府下台后,接替埃尔巴坎的是世俗主义者耶尔马兹(Mesut Yılmaz)和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领导的政府,但军方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影响着土耳其的防务与外交政策。在土耳其军方看来,库尔德问题和伊斯兰问题

[9]877 为此,土耳其世俗主义政是当时最严重的安全挑战,而这些都涉及到伊朗对土耳其的政策。

府强烈批评伊朗对土耳其库尔德事务的干预,土耳其主流媒体还攻击伊朗支持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以及土耳其境内库尔德真主党的活动。在此期间,伊朗牵涉到土耳其国内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事例,就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巴盖里(Mohammed Bagheri)的言论引发的政治危机。巴盖里担任驻土耳其大使期间,不但积极推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体制,而且还公开批评其世俗主义。1997年,巴盖里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支持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因而被土耳其政府要求离境。作为报复,

[10]伊朗在同一年也驱逐了土耳其驻德黑兰大使。

伊朗介入土耳其国内政治问题的另一事例,是1999年土耳其议会穆斯林女议员卡维克齐(Merve Kavakçi)的“头巾风波”。当时,卡维克齐因为在议会宣誓就职时戴了一条象征伊斯兰的头巾,因而在世俗主义者中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当她因为世俗主义者的抗议而被阻止进行宣誓就职时,同样也激起了伊斯兰界的强烈愤怒。卡维克齐事件引起的冲突在土耳其持续了好几个月,成为包括伊朗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伊朗,不仅媒体严厉指责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者对卡维克齐的非难,而且伊朗外交部长哈拉齐(Kamal Kharazi)也公开批评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德黑兰的伊朗学生还举行示威,要求维护土耳其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自由。结果,两国媒体之间展开了一场“夸大其词的战争”,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甚至指责伊朗试图出口伊斯兰革命和支持土耳其工人党。作为回应,土耳其政府镇压了一个名为库尔德真主党(Kurdish Hezbollah)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从而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在镇压行动中,土耳其官员指控库尔德真主党领导人接受了伊朗安全和情报部门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且是伊朗政府的间谍,并牵涉到九十年代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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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发生的数起暗杀行动。

在经历了1997~2000年的冲突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从2001年开始再次走向和解。其原因首先是土耳其1999年在肯尼亚秘密逮捕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后,激起了整个区域内库尔德人的一系列抗议和动乱。这些事件使伊朗决策者意识到,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朗的库尔德人中也有着广泛影响,因而担心整个区域内广泛的库尔德运动将可能导致自身领土内兴起库尔德分离主义,因为伊朗国内的库尔德人也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为此,伊朗决定停止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伊朗的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土耳其军方对伊朗的传统戒备态

[11] 度。其次是“9·11”事件后,土耳其进一步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合作以及和美国的关系。面对

这种情况,伊朗感到如果不和土耳其进行合作,土耳其会借机扩大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控制,从而削弱伊朗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而且土耳其和以色列军事合作的加强以及以色列在土耳其的军事存在,都可能对伊朗造成不利。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伊朗决定与土耳其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2001年10月,双方的安全合作委员会举行了联合安全会议。在会上,伊朗保证不再允许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从其领土上对土耳其发动攻击。土耳其也承诺停止对阿塞拜疆境内的南阿塞拜疆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支持。此外,伊朗国内哈塔米总统领导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斗争,也促使伊朗政府改善和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在双方关系逐步缓和的背景下,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2002年11月赢得了大选,并独立组成政府。作为前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的继承者,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三年中,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和加强与欧盟以及美国的关系,以求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巩固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双方的经贸联系。对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来说,加强和伊朗的关系既是继承当年繁荣党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情,也是为了土耳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土耳其和伊朗来说,加强经济合作与改善政治关系有利于各自的利益。在土耳其方面,其外交战略中包含着通过发展“贸易大国”的经济力

[12]29-56,伊朗不但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能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提量来扩展其影响的政治目标

供大量的能源。与此同时,伊朗也看到,土耳其可以在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扮演一个“黑衣骑士”的角色,打破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事实证明,伊朗从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土耳其那里获得的支持,对于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本身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2002年以后,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贸易量开始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朗停止了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援助,土耳其也终止了对伊朗“圣战士组织”的支持,从而解决了双方最为关注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土耳其2001年初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土耳其经济几乎崩溃。这也促使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塞泽尔(Ahmet Sezer)决心加强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并于2002年对伊朗进行了访问。结果,两国贸易在2002年就达到了12亿美元。正义与发

[13]展党政府上台后,两国的贸易额逐年大幅度增加,到2009年时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 2009

年3月,土耳其和伊朗又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发展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的谅解备忘录,并计划把

[14]每年的贸易额提高到200亿美元。 2010年年初,伊朗第一副总统拉西米(Mohammed-Reza

Rahimi)在宣布与土耳其的年贸易量已达到110亿美元时,甚至表示伊朗希望此后五年中这个数

[15]字可以达到300亿美元。

近年来,与邻国不断加强经济联系和大量增加对外贸易额,已经成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周围国家相比,土耳其具有更高的工业化程度,因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希望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对外经济合作的有利因素。通过向伊朗出口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来换取天然气和石油,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对伊朗来说,发展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了发展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关系,土不但不顾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而且拒绝了美国要求其停止和伊朗发展天然气运输项目的警告。这对伊朗也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支持。目前,伊朗已经成为土耳其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其供应量占土耳其国内消耗量的15%。2008年,两国又开始谈判建设8

把伊朗天然气运送到欧洲市场的纳布科(Nabucco)管道工程项目。虽然美国和一些欧盟成员国出于政治原因对此表示反对,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将站在伊朗一边。

四、土伊关系的发展前景

对土耳其和伊朗来说,两国关系今后如何发展依然将取决于一系列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变化。从外部因素看,双方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也包含着明显的潜在分歧。首先,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土耳其和伊朗的舆论完全一致。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双方也会共同合作来抵制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维护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因为这关系到两国各自的主权利益。但库尔德问题涉及的是伊朗的次要利益,伊朗主要关注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如果伊朗和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伊朗将更大程度地介入伊拉克事务,特别是加强和伊拉克国内什叶派的联系,以防止美国通过伊拉克对其构成的安全威胁。但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如果无法调和,也会引起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分歧。土耳其和伊朗如果分别站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边,就必然会危害双方目前建立的和解与合作关系。

其次,伊朗核计划以及土耳其对此发展的态度将成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考验。目前伊朗核计划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不久将甚至可能制造出核武器。这些年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其他领导人一直都在维护伊朗和平发展核技术的权利,并在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调解。但土耳其总理也反复声明反对这个地区的核扩散,并强调伊朗的核计划“仅仅是为了

[16]和平的目的”。 同时,土耳其政府还严厉指责以色列发展核项目,强调要建立一个无核化的中

[17]2010年5东。埃尔多安的这些观点,已经明确表达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核政策立场与利益关注。

月,土耳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虽然投票反对对伊朗实行制裁,但并不意味着土耳其改变了维护中东无核化的立场。因此,伊朗核计划如果进一步发展到武器制造阶段,必然也会损害与土耳其的和解关系。

最后,对于土耳其当前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来说,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成员国,其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支持以及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的危机,已经给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甚至在正义与发展党内,也开始出现关于土耳其外交政策未来发展的争论。随着2011年大选的临近,埃尔多安政府必须对政府外交政策受到的批评以及和伊朗的关系做出解释。如果他为了政治上继续生存而采取更加注重实效的政策,土耳其对伊朗以及中东的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正义与发展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失败,新上台的政府似乎不大可能继续土耳其目前这种亲伊朗的政策。在伊朗方面,2009年6月大选之后国内的政局动荡和民众接连不断的抗议活动,也促使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从而减少对外交关系的关注。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土耳其与伊朗之间传统的结构性冲突和当前业已形成的和解关系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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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actors Evolving with the Recent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urkey and Iran WANG Bo

Abstract As the two main big n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and Iran have for several centuries been constrained i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consisting of the factors as the leadership in the Islamic world,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politics, the unrest of the minority nationailiti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litical patterns. Howe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nd the promo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political Islamism inside the two nations. Actual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Iran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balancing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US force and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the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But sinc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s not easy to overcome, it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the two nations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Turkey and Iran Relations; Economy and Trade Cooperation; Political Islam; Kurdish Problem

(责任编辑: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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