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名正选航天员都生于1966年，都有着相似的体重、相近的身高。当然，更重要的，他们都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都经历了那一代人大都经历过的艰难世事。苦难的、徘徊的，甚至有些灰暗的人生天空，让少年心事一度变得不确定。是求变的希望，一路拽着他们从黑土地、从黄土高原的村落里奔突出来，成就了一番搏击太空的伟大事业。

　　仔细品味这些细节，不免让人神伤：“我也想让他上，可那会儿家里3个孩子都要上学，家里根本没法维持。”景海鹏的父亲景靠喜回忆说。刘伯明家离县城9公里，高中三年，刘伯明每天奔波在这条9公里的路上，颠簸不平的道路成为他永远的记忆。日晒雨淋，刘伯明已记不得有多少次没有替换的衣服，硬是用体温把湿衣服“烤”干。翟志刚考上飞行学院临走前一天，母亲破例没有出去卖瓜子。她向邻居借了20元钱，给儿子买了一个旅行包，想帮儿子收拾行装，可家中却没有什么东西来装满它。老人对着那只空包默默流泪。最后，母亲为儿子炒了一锅瓜子，一粒粒地选出个大饱满的，装到旅行包里。母亲又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塞到儿子手里。(《中国青年报》9月25日)

　　相信这些人生的碎片，是很多有着“相似成长背景”的农家少年共同的记忆。无论是“三剑客”那样的成功者，还是依旧在平凡的世界里努力涂抹人生的一般人士，都会刻骨铭心。彼时彼地，孩子要上学的愿望，是一个个农家子弟难以逾越的大山。那些艰难和苦楚，说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丝毫没有拿“三剑客”的经历与现在学生相比的意思。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是一种独特的寻觅经历。其间有时代的投射，有个体经验的积淀，不可复制，亦难于比较。我所珍视的，是那种可以珍藏一生的强悍的生命体验。比如翟志刚的那个空包，比如景海鹏父亲绑扫帚的手，比如刘伯明的那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乡间小路。

　　泪水滑落，不仅仅是为1980年代那个可怜的在一条读书窄道上寻找出路的孩子，也不仅仅是为那一生守望农村艰辛度日的母亲们。也是为了自己，为了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母亲而心生哀伤。我们都希望通过艰难的努力，跳出既定生命轨迹的规划，让生活变得确定起来。用东北方言说就是，“啥也别说了，眼泪哗哗的”，虽则夸张，却是生活的真实情形。

　　我也相信，很多人是把“三剑客”的故事当作励志小品来读的，看他们少年时代如何如何艰难，所以才奋发努力，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原本也没错，很多大人物也有类似的不平凡的个人经历。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少年有权利在需要得到教育的时候就顺顺当当得到教育，而不一定非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是可然，不是必然，更不是宿命。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天的农村教育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但效果远不尽如人意，“三剑客”的教育经历在一些地方依然被重复。地方财政在办教育的热情上，远远没有兴建衙署、宾馆、剧院乃至广场高。国家财政在教育投入上，并没有达到占GDP比重4%的庄严承诺和国际通例。见诸媒体的，往往是蜻蜓点水的企业捐建学校的新闻，把教育办成千秋万代的事业，似乎还有些距离。

　　这些距离不消除，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当年曾历经坎坷的故事，就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轮回中重演。而“历经坎坷”，没准儿真的就可能成为中国人的宿命。更何况，一般来讲，并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成为航天英雄的，大多数的农家少年，可能早早的就在挫折中败下阵去了。